“左庶子可有熟知欧罗巴诸国事物者向本宫推荐？”不让见欧洲传教士洪涛也没辙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按照叶向高的说法，这些传教士多年前已经到了明朝，且在福建、江浙地区溜达了很久，懂大明礼仪和汉话，身边聚集了一群好奇心比较强、愿意了解世界的士人阶层和官员。
“与利玛窦最近者首推李之藻，此人是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进士，杭州人，现任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，从五品，通西番话。殿下若要当面询问，臣愿引荐！”
李之藻是谁洪涛真没印象，但见一见也没害处。不用多，聊一个时辰具体事物就能知道此人是被基督教引诱了，还是向往未知喜欢钻研。
如果是前者，以后不见就是。如果是后者，嘿嘿，多了个帮手呗。即便现在用不上，将来也能助自己一臂之力，闲了置忙了用嘛。
说起悄悄做准备，洪涛可就有精神了。从四岁拿起毛笔跟着生母王氏学写字开始，他在没事的时候写写画画了很多张纸，一张张编号用不同的书册夹好，放在床头的小箱子里。
在外人眼中这些纸张全是小孩子的顽劣之作，看不懂且毫无价值，但在洪涛眼中则值连城。它们都是用现代英语记录的后世科技产品生产资料，从参数到加工方式能想起来的全写上了，只要配上合格的工人立马就能变成工艺流程。
洪涛早在断奶之前就琢磨明白了这一生的走向，想改变命运必须先改变身边的环境、想改变环境就要改造人的思想、想改造人的思想就要提供足够的诱惑。比如物质和精神，第一步就是物质。
古人常说衣食足则知廉耻，仓禀足则知礼节。明朝人不是不喜欢进步，也不是天生懦弱。他们大部分吃不饱、穿不暖，整天在为生计奔波。非要振臂高呼消灭阶级剥削、推翻封建统治，谁有功夫听，谁又有时间琢磨？
人只有在吃饱喝足，满足了一部分物质需求、生存状态不是太紧迫之后才有心情去琢磨人生的意义和世间的道理，进而想到将来该如何。人也只有具备初步抵抗灾难的能力之后，才肯为别人稍稍损害自己的利益。
明朝的官僚、地主阶级倒是具备这些条件，且学问高深者众多，他们为啥不去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呢？同样是环境不允许。
别看他们手里有权有钱，可是稍有松懈立马就会被更大的权势吞没。政治斗争的失败往往标志着一家一族的兴亡，也就一时一刻不能停止争夺。先和皇权争再和同僚争，生命不息斗争不止，永远没头。
从本质上讲明朝的百姓和官僚地主全处于同一种环境中，那就是商鞅所发明的理论。通过各种办法让人们时刻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，减少思考时间，然后皇权就容易巩固了。
很显然，商鞅这套东西在当时有效，就像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革一样，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。可一旦时间拉长弊端就越来越显着，斗争过于激烈，连皇权也被卷了进去，大家一起斗吧，没完没了。
改朝换代并阻止不了此类情况的循环往复，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，开国之君通常可以依靠个人能力压制副作用，但越往后越压不住。一旦某位继任者能力不足立马就会崩盘，不可收拾。
也不是没人试图改变，可文化这个东西平时摸不着看不见，一旦形成体系就非常执拗，轻易不会变，且出了问题无法自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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